大唐的盛世缘于其开放与包容

唐朝是中国继汉之后又一个强盛的朝代。其之所以强盛,是与其开朝之初的开放与包容分不开的。许倬云先生在其《说中国》一书中对唐朝强盛的原因有着较为详细的介绍。在此,摘录其部分观点,并予以一定的评价。唐朝的疆域范围非常广阔,向北囊括整个草原,往南可达今日之越南;西抵今日阿富汗一带,东远至大海。如此广阔的疆域得益于唐代开朝之初大开大阖,来者不拒,向四方延伸的机制。以中心本部为核心,向处延伸辐射,在这样的观念下,唐朝的天下其实是不存在边界的。整个唐代,在北方、西方都没有长城,而是一个开放的领土(许先生认为连边塞也没有,但从唐诗所描述的情况看,边塞还是存在的)。任何族群只要他愿意归属,其首领都可以取得中国的官职,并被列入大唐天下之内。这是一个开放的天下秩序,有极大的弹性与包容性。

二、胡汉互化隋唐的帝室都是北周将领的后代,有胡人也有汉人,其中的汉人已在相当程度上胡化了。另外,军事集团领袖几乎家家都胡汉通婚,所以隋唐帝室的血统是胡汉混杂的。这就导致在当时,胡和汉之间的交往是非常紧密的。一方面,以安禄山为例,他是营州混血的“杂胡”,担任河北节度使时,他的部下是胡汉各种族群的混合。作为唐代盛衰转捩点的安史之乱发生后,河北藩镇形同化外,这一地区原本的汉人彻底地胡化了。另一方面,在华胡人也有汉化的。中唐以后,恰为文明大膨胀时。由于唐室在中亚的控制力一落千丈,部分波斯王室和当地族群的统治阶层,甚至整个族群,在遭受侵略后纷纷逃入中国。唐朝政府先后在陇西、关中西部,直至山西及山东来安置这些由西部迁入的胡人。胡人归属中国并逐步汉化,是唐朝开放性秩序的又一个有力证据。

三,绵密的交通网络大唐帝国编织了一个绵密的驿站系统,将各地的交通纳入一个网络。驿站有官驿,也有在官驿附近的民营的旅舍和车马行。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旅舍,都可提供住宿、饮食,还可提供倒换的车马。这样的交通网络体系在当时的世界是首屈一指的。唐代物资的流转十分方便,这也刺激了区间物产的流通,这对于经济的发达是极有禆益的。向西有“丝绸之路”,向东及南,则从海上开辟了对外贸易的航道。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及文化交流。四,文化上的开放与包容唐朝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,接受了许多外来的成分。在服装方面,唐朝男装一改汉服宽袍大袖、斜襟束带为窄袖、瘦腰、翻领、着靴,外披一件长衣,这些都有胡服的特点;女装则更多姿多彩,暴露部分远较汉服为多。饮食方面,茶和酪都成为日常饮料;肉料消费增多;食物中,尤以香料为甚,有带“胡”字的,皆由外而引入。音乐上增加了胡琴、琵琶及箜篌等。欢快的胡舞也颇受唐人喜爱。源自印度的数学和医学,以及中亚的天文学等,都纳入到中国文化的系统之内。可以说,唐朝对文化的接受能力,可能是中国历来最为强大的。

再来看文化的理念部分。唐朝接受外来信仰,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。中国本土的道教,与外来的佛教交互交融,二者均有关键性的整合与发展。佛教在整体上华化,并由此传播至日本、朝鲜和中南半岛。道教也因受佛教及儒家思想的影响,在唐代成为中国民间主要的本土宗教。中亚的祆教、摩尼教和基督教,也跟随胡人的足迹进入中国。它们被中国的民间信仰所吸收,演化为中国的许多启示性的教派,如之后元明两代的白莲教等。此外,教也由胡商传入中国。这些都构成了唐代中国特殊的“众教合一”的传统。唐朝对宗教的宽容和包涵,也反映了唐代文化宏大的气象。但是,在开放与包容间也蕴藏着一定的危险因素。安史之乱的发生就是这种危险因素的具体表现。唐玄宗初期尚能励精图治、奋发有为,但后期耽于声色,宠信宦官奸臣,致使疏于朝政。胡汉贼人相互勾结,发生叛乱,给国家及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,并最终导致唐由盛转衰。不过,并不能将安史之乱的发生归咎于唐朝的开放与包容,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当时朝政的腐败。不仅是中国的唐朝,放眼世界各国,只要是坚持开放、包容,多元发展的,基本上该国在经济、社会、政治及文化上均可取得较为理想的发展成果。反之,那些固步自封、闭关锁国,专制保守的,太多发展滞后,民不聊生。这些很值得引发世人的思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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